中國美術館館長、雕塑家吳為山創作的大型雕塑《問道》坐落在由長春市政府、文化部藝術司、中國美術館、中國雕塑學會、中國城市雕塑家協會主辦的第五屆中國長春世界雕塑大會主會場外，仿佛在開啟這一雕塑界的盛事。說到雕塑，實際上雕塑的設計制作是非常重要的，云南雕塑廠家，昆明雕塑廠家，認準龍居雕塑，我們是一家專業正規的雕塑公司，云南泡沫雕塑就找龍居雕塑。

長春國際雕塑公園內，國際動態藝術組織主席、瑞士雕塑家拉爾方索的動態雕塑《天堂鳥》迎風“飛舞”——雕塑界的討論就從這動靜之間展開：“似乎我們這個時代的青年人沒有太多耐心接受靜態的藝術，他們希望與藝術進行互動，這也是對當代雕塑家的挑戰”，拉爾方索說。

法蘭西美術院專設獎項獎勵30歲以下的雕塑家，“但近些年我們不再嚴格限定年齡，因為似乎年輕人對裝置更感興趣”，法蘭西美術院通訊院士迪埃·貝奈姆說的現象，會不會讓裝置代替雕塑成為主流，而雕塑家，有沒有可能成為“過去的人”？

陽光下的藝術

在吳為山看來，雕塑是精神的外化、情感的凝聚；“雕塑的現代精神不僅僅體現在形式”，美術評論家尚輝認為，張充仁的《戀愛與責任》、滑田友的《轟炸》、四川美院集體創作的《收租院》和新中國成立伊始雕塑界集體創作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以及當下眾多中國雕塑家所投身的意象雕塑創作，反映了中國雕塑在引進歐洲雕塑后，一直試圖通過寫實語言來實現雕塑公共性的紀念碑意義，這其中隱含的現代人文精神恰好和歐美在20世紀上半葉興起的具有藝術家個性的語言自立形成了一種逆向運動。和他持相似觀點的是迪埃·貝奈姆：“英國的巨石陣是古老的雕塑，它有神圣意義，更有裝置藝術的互動性，但并不能說裝置藝術可以替代巨石陣——雕塑并沒有死亡，而是在當今社會展現出極強的生命力。”

身處世界的喧嘩與騷動中，雕塑家如何忍受“材料的沉默”？“重要的不是技法，而是觀點與思想”，迪埃·貝奈姆說。為了紀念4年完成遷都、27年后被評為年輕的世界文化遺產的巴西首都巴西利亞的建設者而安放于巴西總統府前的雕塑《建設勇士》主題很正能量，而形象亦非常現代，而形狀奇特的《云門》更因其在公共空間的共享性成為芝加哥著名的景點——沒有之一。不少優秀的公共雕塑已成為國家的象征和標志、城市名片和“代言人”。

在德國伯恩文化藝術基金會主席沃爾特·斯邁林眼中，“雕塑從來都不是毫無爭議的角色”，公共空間中的藝術總與對抗有關——呂佩爾茨的雕塑《貝多芬》會讓貝迷大跌眼鏡，但他從深層次描述了音樂家內心深處的躁動，雕刻了一個沉思憂郁的“聆聽者”的形象；“盡管需要所有政府和教會的審批，但雕塑家詹姆斯·特瑞爾的《空-間》（Sky-Space）終因觀者可以從橢圓柱形空間里看到絢麗的光線變化而成為薩爾茨堡游客愛的景點”，沃爾特·斯邁林說。更不用說歐文·沃姆的Gruken，將“黃瓜”雕塑“種”在地上，讓人們會情不自禁地在“黃瓜”間行走——爭議的關注是讓雕塑充滿活力的重要元素，“沒有這樣的雕塑，很難想象一個城市和其他城市會有什么不同的特點”。中國雕塑學會顧問、建筑設計界專家宋春華認為，以雕塑為主體的公共藝術，是“陽光下的藝術”，體量巨大，形象鮮明，它必然要承載著文化傳播、精神引領的社會功能。

這真是一個令人激動的問題

在中國工程院院士程泰寧看來，雕塑與建筑是親近的兩門藝術，雕塑更是建筑設計的源頭，“對建筑創作而言，雕塑是建筑意象的生成的來源”，他設計的浙江美術館外觀在色彩、坡頂線等方面融入杭州的自然環境，營構越城遺址博物館的新石器時代穴居建筑的形象，或者像中國海鹽博物館那樣，如同“鹽晶灑在灘涂上”——“理性而浪漫”地運用“雕塑感”，建筑創作可以融入環境、營造意境、構成隱喻，“非線性的雕塑語言能幫助建筑表現中國文化的特質和審美取向”，他說。

而在俄羅斯東方民族藝術博物館館長亞歷山大·謝多夫眼中，參與國際交流會讓雕塑更具生機活力：“19世紀沙俄貴族就熱衷收藏東方藝術特別是中國藝術，這一‘習慣’對后來的先鋒派藝術影響巨大；彼得·岡察洛夫斯基、馬秋申等人的繪畫、雕塑里，也能看出中國藝術的元素。”宋春華介紹，在自由女神像東北角，還有5座與女神像有關的5個人的人物雕塑：策劃雕塑的政治家、雕塑家、結構工程師、集資人普利策和猶太女詩人愛瑪·拉扎露絲，“前三位都是法國人，它們和自由女神像都是法美之間交流的重要見證。”這樣的例子，還有世界各國送給日本長崎和平公園的雕塑，中國送的是《和平少女》雕像；馬克思的故鄉德國特里爾市邀請吳為山創作的馬克思的雕像，“這會是一個簡單的人物形象嗎？會有影像元素嗎？或者會是一個充滿爭議的新創作？一切都在明年落成之后揭曉”，沃爾特·斯邁林說，“這真是一個令人激動的問題”。——所以，再討論裝置是否會替代雕塑、再討論雕塑的“出新”似乎就成了“偽問題”，還是聽聽德國詩人戈特弗里德·貝恩的“建議”：“新，早就不再是新。它與世界一樣古老。”張亞萌